我國的土壤環境保護正處在行政手段為主、配套經濟政策零散不健全的初期階段。當前重點發展的場地風險管控手段和常規監管政策難以從整體支撐區域土壤生態環境戰略安全和綠色可持續發展。構建土壤環境管理的經濟政策及評估模型工具,探索投融資機制和規范化模式,建立系統完整土壤污染防治規劃技術體系,明確國家土壤污染防治中長期風險防控的重點任務和路線圖,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這對于打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堅戰,提升土壤生態環境質量和確保土壤資源環境可持續和健康安全至關重要。
土壤生態環境是支撐建成美麗中國最根本和最關鍵的要素之一。相對水、氣環境管理,當前我國對土壤生態環境保護的規劃政策調控能力匱乏,土壤生態環境質量改善需要更長期的努力和長遠的謀劃,對綜合、整體和全局規劃的要求更高。
發達國家的環境治理經驗表明,從總量控制向質量管理再到滿足功能的生態環境成效提升,在環境空氣和地表水質改善領域經驗成熟,可達預期效果。但對于土壤環境管理,尤其在農用地環境的可持續管理、城市工業地塊的修復與再開發領域,歐美各國的環境政策差異巨大、變化頻繁,土壤生態環境保護的復雜度更高,國際經驗和教訓各半。
我國土壤環境管理底子薄、起步晚,社會治理體系能力弱,監管現代化水平低,治理投資額度不夠。隨著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的快速發展,土壤生態環境管理的短板缺陷必將迅速顯露出來,并有可能在局部地區成為掣肘美麗中國實現的重要生態環境制約要素。
隨著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進程的穩步推進和生態環境部門職能的逐步強化調整,針對生態環境各要素管理的路線將更加清晰。對大氣污染攻堅戰的階段性劃分共識更加明顯有效,對水環境斷面達標的考核監管體系更加合理可行。但對于土壤生態環境要素的監管,我國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僅僅依靠現有的環境行政監管和環境經濟政策來有效支撐和保障。土壤生態環境保護從重點源的預防管控到關鍵風險受體的安全保障都遠遠比水、氣環境管理更加綜合,更加需要系統、全局和整體的規劃措施,以穩步調控和確保土壤污染風險可控、土壤生態環境質量全面穩步提升。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進程穩步推進,工業體系規模持續增長和新時期國內基本矛盾的妥善解決,土壤生態環境保護將在相對更長的時期負重前行,生態環境質量改善拐點的出現,相對于水、氣來講,土壤會更加延遲和難以定量判斷。一是歷史遺留的土壤污染問題消化解決需要待以時日;二是經濟增長對土壤污染的壓力短期難以緩解;三是國際上對土壤中污染物管控的標準更加趨嚴趨緊。這些壓力重疊后,將導致我國土壤生態環境質量改善需要更加堅定的努力和長期負重前行,需要更加長遠和系統的規劃謀劃。土壤污染防治除具有專業性相對更強的技術特征之外,更重要的關鍵特征是要更加突出土壤生態環境管理的綜合性、系統性和整體性。
從2016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發布,到2019年《土壤污染防治法》實施,我國快速發展了一套以行政監管措施手段為主,配以必要的相關技術導則的土壤環境保護快速啟動之路。近期在摸清家底調查和信息平臺建設方面加速推進,監管部門很快將意識到對土壤生態環境管理的綜合規劃和體制機制革新的要求變得尤為迫切。及時跟進和謀劃長遠發展土壤生態環境管理規劃政策支撐能力具有很強的必要性。
針對土壤生態環境監管和污染治理的技術體系,近幾十年在國內外都有較快發展,土壤污染修復與管理的國內外技術壁壘削弱,技術擴散速率將大大加快。而客觀系統分析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歷史和面臨形勢,結合高質量增長和社會發展長遠目標,系統設計我國土壤生態環境保護的中長期路線圖是首要任務和當務之急,迫切需要系統創立我國土壤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和政策支撐體系。
首先,當前,土壤生態環境管理與政策保障領域的發展要同時兼顧支撐土壤環境行政管理和經濟政策基礎儲備,發展基于大數據技術的土壤生態環境規劃技術體系,推動可持續風險管控與綠色修復管理、技術和產業健康發展研究,構建“土壤—地下水”生態環境一體化的區劃技術與方法體系。在土壤環境管理領域,我國必然要走可持續風險管控之路,需推進綠色可持續修復的管理、技術和產業體系。在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的早期階段,土壤和地下水修復產業發展壯大的呼聲高,實際需求也十分迫切,但產業發展的速度滯緩、產業規模明顯偏小偏弱、產業健康發展度低。環境修復產業的自我造血、自我調整、自我適應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很弱,迫切需要在產業政策、經濟政策、轉移支付等方面強化基礎,產學研管等多方共同促進環境修復產業健康發展。
預計“十四五”期間,產業投融資、省級基金、基準標準等環境經濟政策和法規導則會在土壤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針對當前我國尚未建立系統的土壤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技術體系的現狀,在逐漸摸清家底和試點探索的基礎上,“十四五”期間需構建“國家—省—市級”土壤生態環境專項規劃制度和配套技術體系。隨著大數據和智能化對傳統行業和規劃體系的沖擊,提前謀劃儲備大數據技術等在土壤生態環境管理領域的應用技術基礎,對于發展土壤生態環境規劃基礎能力和有力支撐“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都十分關鍵。
其次,國際上已經進入土壤污染綠色修復與管理的新時代。在工業化早期階段,大量的工礦業污染物都排放進入土壤,如果要全部使用工程化措施把這些污染物再拿出來,各國都將無法承受由此帶來的巨大能耗物耗以及難以控制的修復活動二次污染影響。因此,注重土壤污染防控的可持續理念在國際社會深入人心,發展綠色可持續修復管理體系是落實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系列政策的重要支撐,也是推動我國土壤環境治理和風險管控現代化的重要基礎,更是實現我國土壤環境管理和修復產業創新發展彎道超車的歷史機遇。
第三,土壤健康在很大程度上是實現土地景觀功能和支撐區域生態文明的最重要環境要素。在環境區劃領域有機納入土壤生態環境指標是健全和完善生態環境區劃的重要內容,也是區域生態環境監控、預警和風險管控的關鍵要素。因此,在生態紅線、功能區劃、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等相關規劃和考核評估體系中充分納入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和生態環境指標的技術和方法學體系,可作為確保土壤健康的重要基礎儲備。
作者單位:張紅振,鄧璟菲,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李書鵬,北京建工環境修復股份有限公司;張天柱,清華大學環境學院